齐卫平：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

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因受到干扰没有成功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邓小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领导党中央续写“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新内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改革开放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启者、奠基者、定调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实现飞跃性发展。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领导党中央成功推进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以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走自己的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一、历史接续：从提出“第二次结合”到实施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实践发展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机械照搬书本原理的教条主义只能遭遇失败。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通过20世纪40年代初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引导全党达成思想共识。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之统一的思想”。[①]这个定义性的结论，鲜明揭示了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关系。

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了成功的果实。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面临着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问题，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任务。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结合的成果，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②]“第二次结合”的提出，首先体现了党中央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与党发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问题有直接关系。由于缺乏经验，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方面向苏联学习，党内也存在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现象。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这样的僵化思想，并明确提出“以苏为鉴”，不要犯人家犯过的错误。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有很多论述，他强调，必须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③]“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④]这些论述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意蕴。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⑤]遗憾的是，正确的路线和理论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党的“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偏离了正确轨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任务没有顺利完成。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领导党中央续写“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邓小平曾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⑥]“第二次结合”就是要做的事情之一。邓小平坚定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强调要把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等毛泽东树立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另一方面号召全党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新的道路。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⑦]“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⑧]，“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⑨]。这些思想就是向全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践，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拉开了接续“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大幕。改革开放以激活生产力、释放社会发展活力的显著效果，使中国呈现日益富裕的局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深刻变革和取得成效的关键原因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束缚，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⑩]作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创造力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第二次结合”的硕果。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17日，邓小平在会见金日成时说：“我们党的十二大开得很好”，“十二大是把建设引向胜利”。[12]此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中多次强调新道路的探索：“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我们非常强调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邓小平还向国外共产党人倡导走自己路的理念。1987年5月30日，他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刊题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14]

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到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连接，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一段曲折探索后又接续了历史。邓小平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中，重启了“第二次结合”的实践，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迈出新的步伐。

二、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思考

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理论成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结合，他提出的“第二次结合”指向很清楚，即要解决与革命不同的建设实践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担负起“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承袭毛泽东的这个指向进行探索，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答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15]这里揭示的根本问题，就是“第二次结合”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向前推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关键是找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答案。

任何问题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实在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背景。从思想逻辑看，这个根本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历史反思产生的问题意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开展，引起人们对历史实践中党的“左”倾错误进行深刻反省。改革开放初进行拨乱反正，虽然主要是纠正冤假错案，但又具有思想上正本清源的意义。错误发生在探索中，问题究竟是出在我们搞建设的原则上还是方法上？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历史逻辑看，这个根本问题的提出是基于考量苏联模式形成的觉醒。如上所说，我们党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就发现苏联在一些做法上有问题，毛泽东有加以避免的清醒意识。然而，在很长时间里，党中央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失误的认识还只局限于具体问题和局部层面，没有提升到整个建设模式上进行思考。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16]“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提出，与突破苏联模式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有内在的关系。从实践逻辑看，这个根本问题的提出是明确改革开放方向的政治要求。邓小平领导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同时就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7]提出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关乎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是明确改革开放要改什么、不能改什么以及开放条件下不能丢掉什么的实践需要。

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历史抉择带来的是一次思想大转弯，国内发生的深刻变动必然产生思想的大碰撞。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对还是错，有待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国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向改旗易帜的方向发展，最后酿成严重后果。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风险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8]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向前推进要规避风险，必须实现思想上的突破，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真正搞清楚、弄明白。

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9]，“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0]。这个判断发人深省。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完全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弄明白究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遭遇曲折是必然的。出现这样的窘境原因不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指导，症结在于没有解决好“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搞不下去，正是因为脱离实际，进而暴露出弊端，所有照搬这个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实践中吃了苦头，留下了深刻教训。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根本问题提出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和精神主动。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具有丰富历史经验和深厚思想底蕴。他既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立场，又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努力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弯路中汲取教训。邓小平突破固有的认知框架和思维定式，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坚定信念强调改革开放的思想坚守，另一方面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走出一条正确道路。这就为重启“第二次结合”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思考，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思想和重要结论。围绕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阶段、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深刻观点。这些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21]。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体现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思维特征，他的许多答案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找不到的，是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没有提供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

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22]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对邓小平作出这样的评价：“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23]傅高义说的“富民强国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创，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找到了新的答案。把设计改革开放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机相统一，是邓小平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中表现。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正是因为邓小平领导党中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迈出了关键一步，“第二次结合”在邓小平领导党中央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才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三、突出贡献：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的探索史无前例，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答案，又没有可以仿效的现成模板，一切都要靠独立的探索。创新实践需要创新理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取得成就都是在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中实现的。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改革开放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在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过程中，先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最新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为党的指导思想，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立科学发展观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三个指导思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党的理论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整体性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成果。198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党中央发出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要求全党学习把握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思想。此后，党中央开始对邓小平提出的思想主张进行体系化的理论概括，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这项工作结出了硕果。同年10月召开党的十四大，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4]199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4年把以前发行的文选作为第一卷、第二卷出版。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个成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2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尤其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和答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凝结了党中央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六大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个理论成果。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6]。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27]。这是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阶段性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前进足迹。

由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在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完成了从理论到体系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新飞跃的整体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成功完成“第二次结合”的标志性意义。邓小平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先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在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前，邓小平的思想主张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由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以邓小平的探索为历史起点。

党的认识随着实践而不断深入，思想成熟的过程表现为理论体系化的过程。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体系的发展链，组合成整体性理论成果。邓小平提出的理论范畴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梁八柱”，如时代主题、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一国两制等重要思想，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个创新成果中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始终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29]邓小平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既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又着眼实际、立足国情、顺应世界大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新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路、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以及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等重要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下了基调。

参考文献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②]《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0页。

[④]《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14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⑥]《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8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79、313页。

[⑧]《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7-388页。

[⑨]《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7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2]《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148页。

[13]《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479、491页。

[14]《邓小平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89-490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17]“四项基本原则”写入1982年宪法的规范表述。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2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9页。

[2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641页。

[2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

[2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2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2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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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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